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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泓村行记──踏访祖先生活的地方

 南泓村行记

──踏访祖先生活的地方
宋晓林
二○○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借着单位在烟台组织摄影报道培训班的机会,我终于实现了我家几代人的夙望,回到了山东故里。
十七日培训结束之后,我们还要做送站工作,这样,工作结束的时候已经是星期五的晚上。这个时候回北京显然没有多大意思,几位同志商量准备利用周末的时间去长岛和威海看看,我则请了周六的假,去乳山市海阳所镇南泓三村,踏访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山东省人防办、威海市人防办和烟台洞天园宾馆的同志都主动提出派车送我过去,我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一来是我不想把私事当公事办,二来是这种纯粹意义上的私事还是自己一个人去的好,能够显示出一点诚意来。自己并没有什么成就可言,在山东父老面前最好还是低调一点。
十九日五点钟,我早早地起了床。说实话,那几天忙于会务,睡得晚,白天也比较辛苦,再加上不大适应烟台以海鲜为主的饮食,那种疲惫感就不用说了,真想倒在床上痛痛快快地休息一下,睡个懒觉。可是那天早晨却清醒得很,也许是真兴奋了。可是老天似乎不大给面子,窗外大雨如帘,根本出不了门。
五点半钟,雨有点小了,我撑着雨伞穿过雨帘,打车到长途汽车站换去乳山的客车。司机很淳朴,在半路上帮我截住了一辆去乳山的长途车,我省了时间得了方便,他却少挣了三四块钱。
在长途车上,雨打在玻璃上形成一片水雾,窗外几乎什么也看不清,这不免让我有几分失望,能够看看山东这边的农村风光也是好的啊。
雨直到车过午极镇时才停,但这时离乳山县城夏村镇也只有二十分钟的车程了。夏村镇的建筑看上去也很符合山东人的性格,朴素而严谨,没有太高的建筑,但道路很宽阔,这一点比东北做得要好。
此前一天,南泓南村的党支部书记宋国勇同志说他要送女儿回青岛上学,正好可以顺路在夏村接我。我在夏村客运站门前给他打了个电话,不过十分钟,他就到了。这位本家宋书记身材不太高,但很结实,五十岁左右的年纪,肤色黑中见红,我知道,这是被太阳晒出来的结果,海边的阳光往往比较猛烈些。今年春天我曾经去信请他帮我查询族谱,他很热情地帮我查明了十几代先人的情况。叙及世系,他要算是我的族叔了。
从夏村到南泓不过四十分钟的路,一会儿就到了。下得车来,国勇书记指着路边的石碑让我看南泓村的村志,碑文介绍说明洪武二年宋氏四兄弟奉旨由云南移居文登,后因家道中落,宋彦迁来南泓建村。这与我从前所掌握的洪武二年宋彦由史家疃迁来南泓不一致,一般说法都认为宋彦是胶东宋氏第四世人,胶东宋姓发祥地在文登县宋村。但许多东西得不到史书的证实,毕竟,家族历史不是国家的正史,没有那么多依据可查,就连据称曾任元丞相的一世祖先宋信在史书上也看不到记载。六百多年前的历史,有些东西恐怕是永远也说不清楚了。
走在村间的小路上,国勇书记指着一条石砌的水渠对我说,这条水渠向东一直流入大海,涨潮的时候水满如虹,当时,这条水渠在村子的南面,这就是南泓的由来。今天由于村庄规模向南扩大,这条水渠已经在村子中间了。
南泓村从一九五○年起分成西、南、北三个行政村。国勇书记的家在南村,家里的生活条件相对要好一点,但室内摆设也比较简单。书记夫人也是很朴素的人,虽然初次见面,但非常热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书记的女儿在青岛海洋大学读朝鲜语研究生,比我小一岁。看得出来,书记对此很自豪,作为族人,我也感到很高兴。如果不是早晨五点钟我被大雨堵在烟台出不了门的话是可以在夏村一见的,这次是擦肩而过,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
在国勇书记的家里,我看到了民国七年胶东宋氏联宗族谱的第十六卷和第十七卷,这两卷记载了南泓村的谱。我高祖父的名称仍列在其中。修这套谱的时候,我高祖父大概已经去世,我的祖父刚刚出生,他们自己是不知道的。从我曾祖父开始,谱上没有记载。看到那已经发黄的族谱,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慨。从第二十二世祖先闯关东至今,我家已经经历了六代人,一百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世界发生了前人无法想象的变化,而我们几代人始终把这里当作自己的根。我家的“根”在南泓的村庄里,在南泓的田野里,在辽阔的黄海里。两个月前,我的祖父刚刚去世,终年九十一岁,他是我家生在东北的第一代人,如果老人能够知道我回山东故里的消息,该多么高兴啊!还有我的曾祖父和高祖父,这是我父亲都没有见过面的祖先,他们如今和我的祖父一起安卧在东北长白山脚下。他们都在南泓村里生活过,我想,他们生前也一定非常思念故乡的土地和海洋,思念故乡的亲人和朋友。但是,从闯关东的时候开始,他们就再也没有回过山东故土。如今,这个夙愿可以由我来完成了。
国勇书记说,和我血缘最近的一支人住在北村,第二十五世还有一位叫宋禄堂的老人在世,已经七十六岁了。我当即请国勇书记带我去看望那位不曾谋面的祖父。
国勇书记带我行走在南泓村的古建筑群里,村子中间的房屋大都是一二百年前建起的老房子,是用石块筑起的,几乎见不到华北常见的那种砖结构的建筑。这些石块只经过简单雕琢,形状不甚整齐,但相互之间却咬合得非常严密,我想,当年盖房子的瓦匠一定是心思缜密的人,要把这些石块砌成整齐的墙并非易事。村子的街道很狭窄,只有一庹多宽,地上也用石块铺路,有的地方已经长上了青苔,小门楼下是涂着黑漆的木门,一看就知道年代已经很久远了。也许在我家先人闯关东的时候,这里就是这个样子,一百多年过去了,除了门上的春联一年一换之外,这里似乎什么也没有变化,只是房子的主人一代一代地逝去。如今,这里早已物是人非了。
禄堂老人住在北村的北头,见到他的时候,老人正在门前,似乎是在等人。是书记事先和他打过招呼么?我还不清楚。仔细端详老人的相貌,依稀和我祖父有几分相似。果不其然,书记说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小伙子,老人眼神很柔和,但还有一点将信将疑的样子。待我叙明宗族之后,老人便亲热了许多,七十多岁的老人亲自给我们泡茶,真让人感动。
老人的曾祖和我祖父的曾祖父是亲兄弟,算到我这里实际上已经出了五服,但老人依然很热情地把儿子和侄子叫到家里来。老人的侄子国明已经六十岁,论起来是族伯,儿子波滨五十出头,是族叔。两位叔伯一位祖父,相貌都很接近,甚至和我也很像。虽然血缘关系已经很远,但是血缘的力量真是惊人。
我家二十二世祖建晋爷是二十一世祖兰崑公的次子,禄堂爷的曾祖建思爷是三子。据禄堂爷讲,当年我家举家东渡渤海的时候,建晋爷把家里的房子托付给建思爷照看,把自己的两亩地也给了建思爷。我曾听祖父说,当年高祖父作桢爷和大高祖父作柽在大连下船后分路而行,约定秋后回山东相会。后来山高路远,东北的生活又一直相对轻松些,我家再也没有回过山东。祖父在世的时候还常常惦记作柽爷的后人在哪里,我这次回南泓才知道作柽爷和他的后人也没有再回过山东。在东北的山东移民数量巨大,今天的人们大多只知道自己的祖籍在山东,至于是何县何村便不甚了了,作柽爷的后代恐怕再也找不到了。建晋爷大概是和作柽爷一起走了,不然,我家的祖坟何以只到作桢爷呢?
禄堂爷一脸歉然地对我说:“回去跟你父母说,我没把你们家的房子看好。”原来,禄堂爷小的时候曾经看守过我家的祖屋,但这房子几十年没有人居住,终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坍塌了,十年前还能看到地基。他告诉书记详细位置,要他带我去看看。中午国明大爷和国明书记带我到村子中间,那是一座红砖砌成的院落,我家的祖屋旧址就在院子里,可惜院子的主人不在家,不然的话我还可以进去看看,虽然今天什么也看不到了。
天近中午,禄堂爷要留我吃饭,我很想请几位长辈吃饭,但他们众口一词地表示反对,说南泓宋家世代好客,断无让我请吃饭的道理。最后,国明大爷陪我到国勇书记家吃午饭。
午饭很简单,都是当地最常见的农家饭菜,以海产品为主,虽然我对海鲜过敏,但还是吃了一点螃蟹,这是南泓的渔民出海打捞上来的梭子蟹,有巴掌大,在村里一斤只卖十块钱。我品尝了一下,味道非常鲜美,可惜不敢贪多。另外让人感兴趣的是一种被称为“鹿角菜”的海菜,形状果然像鹿角一样,是长在礁石上的一种植物,味道也不错。书记打开了一瓶景阳春酒,这也是山东的名酒之一,连酒瓶都那么古朴,绘着武松打虎的画儿。酒香菜美,情义尽在其中。酒过三巡,国明大爷感慨地说,南泓从前很穷,现在也不大富裕,希望我在北京能尽量多宣传一下乳山,宣传一下南泓,如果可能的话就做一点招商引资的工作,让故乡富起来,造福一方。我很理解他的想法,正如集安的父老也对我寄予同样的希望一样,但说实话,我的能力还小得很。不过,有机会的话我还是非常愿意做这种工作的。 
吃过午饭,国明大爷有事先走了,国勇书记陪我去看海。南泓村东几十米就是黄海,有几户人家甚至就住在离海非常近的地方。我们站在小码头上极目远眺,海面上有十几艘渔船正在打鱼。当年,祖辈们只能靠一条小木船出海打鱼,有的人连张像样的网都没有。虽然海洋资源无穷无尽,但他们却无力开发,税重粮缺,许多人被迫拖家带口闯关东。看电视连续剧《闯关东》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辛酸,先辈们所经历的苦难,是我们今天所无法想象的。昨天晚上看《甲午风云》,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将违令炮击吉野舰的爱国水兵王国成逐出北洋水师的时候还假惺惺地拿出二十两银子要王国成去买副渔网过太平日子,可见清末的渔民想要买副渔网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今天,沿海地区都远比内陆富裕,有许多东西掉过来了。东北如今反而成了经济落后的地方,有道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来真让人感触无千。
早就知道南村还有建于明代的祠堂,在这里叫家庙,我请国勇书记带我去看看。这座古老的家庙解放后曾经作为磨坊使用,由于年久失修,如今也已残破不堪,门楼在去年坍塌了,只剩下一片瓦砾,院子里种上了庄稼,看上去非常凄凉。
如果不考虑宗族力量常常操纵在地主阶级手中的话,宗法时代,可以被视为一种民间高度自治。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九年,三十年间,中国的宗法制度土崩瓦解,今天在许多地方几乎都看不到痕迹。宗法制度的解体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它本身所具有的那种维护国计民生的力量也随之消散了。其实,礼教的内容陈旧了,可以更新,毛泽东时代就将中国所有的传统道德都增加了新鲜的内容,形成了一种古为今用,既保持了民族传统,又实现了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但是,如果把礼教本身摧毁了,泼出去的就不止是洗澡水和孩子,还有洗澡盆。就祠堂本身而言,即便是作为单纯的古建筑,也应该得到很好的保护,作为一族居民而言,也是纪念祖先很好的一个场所,同时还可以用来开展公共活动。当然,我不主张大修祠堂,大修祖坟那一套封建时代的做法。
在西村的村委会,我看到了“宗”,这是用几匹绫子缝在一起的一幅名单,旧时是每到春节才悬挂在家庙墙上供祭祀用的一份名单,上面是去世的先辈的名字。由于年代久远的缘故,这些“宗”已经被熏得发黑。我在这上面找到了自己家第二十一世祖先的名字。“宗”的边缘文字写明它制作于清宣统三年,至今已经一百多年了。呜呼,先人已矣,我心悠悠。
不知不觉间,天色开始变暗,我要返回烟台了。淳朴的南泓人不让我走,但没有办法,我的假只有一天时间,而在我们而言,要严格遵守纪律,必须无条件地按时归队。我向禄堂爷辞别,老人一脸依依不舍的样子,看了让我想起我的祖父,祖父在世的时候每次我离家回学校、回工作单位,他都是这种依依不舍的表情,让人很心酸。祖父五月间去世后,同事们不知道,我在心底悲痛了好久,有时晚上一个人在办公室的时候眼泪就止不住掉了下来。如今看到禄堂爷的表情,自己心里又忍不住发酸。老人拿出两包我不认识的海产品,大约有五斤重,嘱咐我交给我父亲,这是长辈的一点心意。(我回到烟台后,宾馆的人看了很吃惊地说,这是海虹,这么大的一包干货得多少鲜货晒啊!)又拿出一些钱来要给我,我谢绝了老人的好意。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交给国明大爷一点钱,请他转交给禄堂爷,以聊尽晚辈的一点心意。我有义务把老人对父亲的心意带回家去,但一个快三十岁,已经工作两年多的人怎能收一位生活并不富裕的长辈的钱呢?我收下了海虹,但不能收老人的钱。今天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父亲已经收到了我从烟台寄出的邮包。这次南泓之行,我原本只想看看祖先生活的地方,并没有期待能够找到自己的亲属,然而不但找到了,而且还是那样亲。虽然远隔千山万水,虽然从未谋面,虽然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但这种血浓于水的情谊丝毫没有改变,这是这次回南泓最令我感动的地方。
因为时间紧,国勇书记亲自骑摩托车送我去村口等车。公交车没有来,国勇书记截住了一辆村民的小面包车,请车上的两位大姐把我捎到夏村去。南泓村在我的视线中越来越远,最后消逝在地平线下,消逝在海天之际。回首南泓的方向,又一种说不出的沧桑感涌上心头。一百多年前,先人由此渡海远赴东北,离别之际,回首远眺故里的那种感觉是否与今天的我有几分相似呢?国明大爷说,如果父亲在东北不想待了,可以退休以后回村里来住,每天看看海,吃点海里的东西。我想,作为出生在东北的我们,如果某一天又要告别东北的黑土地,无论到哪里去,都会有另外一种离别的情愫。中国人讲究“安土重迁”,这是一种传统,也是一种文化。
车在夏村外面停了下来,两位大姐也有急事要办,并不过夏村。我掏出钱来要付车费,但两位大姐却说什么也不肯收钱。说是已经受人之托捎我一段路,不可能收我的钱。故里村民的淳朴真让人感动。
回到烟台的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我给父亲打电话,汇报一天的收获。父亲很激动,他是生在东北的第二代人,也从来没有回过山东。或许,等他退休以后,会有机会回南泓吧。所幸,这次我拍摄了族谱,可以稍稍弥补一下他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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